随着数字时代来临，出版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中国传统出版的基础其实是教育出版，其在整个市场当中占据着非常大的份额，因此教育出版的数字化转型在整个出版业转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新华网专访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人教云汉数媒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志刚先生，共同探讨教育出版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机遇、难题及解决之道。

数字化对纸质教材、教辅等教育类图书的冲击将是缓慢过渡的过程

新华网：近几年教育出版的数字化是业界的热议点话题之一，但也有担心认为传统出版是以纸质教材作为发行的主要利润来源，数字化转型是否会对传统业务产生冲击？

王志刚：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分析，的确，我国教材教辅和其他教育类图书在整个图书市场中占据着较大份额。以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2012年全国的图书定价总金额是1183亿，其中课本就占到350多亿，这还没包括教辅，如果算上教辅和其他教育类图书的话，这个数字可能会到600亿，超过一半。

随着数字化的推进，的确会对整个图书市场的结构，包括利润来源产生影响，但是这样的影响需要分析。以韩国为例，韩国在2007年3月就开始引入数字化教材项目，2010年正式实施，原计划是通过5年的时间用数字化教材完全替代纸质教材。经过两年实践，他们的设想变了，不是替代，而是并用。韩国的学生数只有600多万，经济水平比较发达。而我们国家有2亿中小学生，幅员辽阔，区域教育发展很不平衡。数字化对纸质教材、教辅等教育类图书的冲击将会是一个缓慢过渡的过程。20年之后不好说，但3至5年内，甚至于再长一点，我觉得教材，尤其是纸质教材的地位不会受到太大的冲击。

新华网：人教社在教育出版领域里比较早的进行了数字化尝试，包括2011年公布了数字化发展战略，制定了“十二五”规划等等，人教社的数字化出版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发展过程？

王志刚：1999年人教社就设立了人教网，当时试图以网络出版和优质数字资源的形式来服务广大中小学师生，特别是使用人教版教材的老师和学生。目前人教网的活跃用户超过了100万，成为目前我国基础教育领域比较优秀的资源型网站。2001年时，人教社还探索了数字手持式阅读器，外形和今天看到的Kindlel差不多，内容主要是人教社PDF格式的电子化教材，但后续因为技术、政策及对数字化的认识不足等方面的原因，实验了一段时间后停止了。

2007年，我们在人教网的基础上成立了北京人教希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主要探索网络出版。2009年，我们和新加坡一家上市公司研发了人教版的新目标初中英语网络教材，当时在200多所学校进行了实验，效果不错，对我们今后在数字教材的探索，包括在电子书包研发方面也提供了很好的经验。2010年，我们又集成整合了人教社的纸质资源和电子音像、网络等，专门成立了“人教学习网”，主要是为学生的学习、教师的备课等方面提供一个有帮助。

总结以往我们在数字化方面的探索，人教社提出了精品化、数字化和国际化的三大战略方向，其中数字化作为我们人教社未来升级转型的一个方向，发展战略可以用创新、聚焦和落地这六个字来概括。数字出版是一个新的领域，而人教社是一个有60多年传统的出版单位，要从事数字出版方面必须进行创新；聚焦则意为人教社擅长的是基础教育领域，我们的产品研发、我们的服务也主要聚焦在基础教育；落地就是我们研发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都要和教教学需求、和一线广大教师和学生真正需求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的产品才能落地。

新华网：2012年，人教社成立了专业的数字出版公司，在人教社整个的数字出版战略中它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王志刚：2012年5月，为了更好地落实我们的“十二五”发展规划，也为了更好地服务教育信息化，人教社决定在北京人教希望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基础上改组成立人教云汉数媒科技有限公司。它标志着人教社的数字出版走向了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的发展道路。人教数字公司的成立是按照现代企业和科技企业的模式来组织架构的，目前它的管理职能部门只有三个：行政运营部、产品管理部和战略发展部，有5个业务中心，包括研发中心、技术中心、资源中心、设计中心和市场中心，另外还有5个生产运营部门，包括教师产品事业部、学生产品事业部、电子书包事业部以及数字拓展事业部和移动学习事业部，都是按照科技企业和现代企业的架构来搭建的。人教数字公司成立之后，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按照我们的数字发展战略，就是聚焦于基础教育的数字资源的开发、服务和探索。简单概括人教数字公司的职能就是以全方位服务于信息化为导向，以建设优质的数字教育资源、研发人教数字教材和电子书包为重点，全方位的开发满足教学需求、满足市场需求的各类数字产品，提供一个解决方案，是这样一个思路。

数字资源开发一定要有少而精的概念

新华网：随着数字化技术和设备的日益普及，孩子们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越来越多，老师家长对数字教育认可度也呈现上升趋势。人教也提出过传统出版社要从内容提供商向服务提供商转型，您认为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更好的服务个性化的教育需求？

王志刚：这个问题非常好，随着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政府和国家大力推进信息化，社会、学生、教师、家长对数字化教育认识不断提高，认可度也不断加强。教育设施包括宽带网络、网速也在不断提升，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越来越普及，这种情况下对学习的模式、教学的模式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传统教育出版不得不面临着升级和转型。另一方面，数字出版的发展也吸引了大量出版业外的企业参与进来，包括技术的、渠道的、终端的，甚至还有一些企业通过资本参与数字出版，这对数字出版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转型和升级。

升级就是要运用数字化的手段和方法来优化我们对内容产品的研发、管理、生产以及销售。转型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从过去做一本一本的教材变成为教育或者为社会提供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全方位的知识体系，这就是我们过去说的立体化资源。另一方面，要在服务上加强，由内容提供商向内容+服务提供商转变。

随着教育和技术的结合，使得个性化学习、自主学习，甚至于协作学习变成了可能。所以人教社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探索，包括今年9月份推出的“人教易学”产品，包括教师版、学生版和家长版。它里面有几个模块，运用了数字化的技术让学习者先做自我诊断，就像咱们到医院看病一样，可以测试出自己的真实水平，然后根据你的水平去推送和选择适合你水平的题，然后逐步加大难度，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个性化的提升过程。

新华网：这意味着突破了原来传统教育里课堂的地理空间概念，可以随时随地学习。

王志刚：不仅可以随时随地，还可以进行远程的交流。你在外国也没有关系，你在新疆，我在海南岛，都没有关系，都可以进行互相交流。

新华网：人教社提供的内容主要是针对中小学的基础教育，在这段特殊的教育期间内，纸质阅读和数字化阅读在学习体系当中各自的功能和定位应该怎样区分？

王志刚：对中小学生来说，是多一些纸质的阅读好还是多一些数字化的阅读好，这确实是大家目前争议比较多的问题。通过数字化的学习，可能会获得丰富的知识资源，但是也会有接收到很多不良的信息。许多家长也担心过多的看屏幕、看数字化的东西，是不是对孩子的视力产生影响。我觉得要关注两方面，一就是要考虑到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他有一个认知发育的问题，二是如何培养想象力和自我动脑筋的过程，涉及到教育学和心理学的方面。比如说对于一些学习中的难点，我是通过认真的思考呢还是通过上网一查就查到答案，不会促使孩子不动脑子或者抑制他的想象力了等等，这个确实是教师和家长都在考虑的问题。孩子们在翻书过程中可能还伴随着思考，可能还伴随着写写画画，把阅读过程和情感和知识的学习交融在一起的体验，上网可能这方面的体验就不如用纸质的效果好一些。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数字化毕竟是一个发展的趋势，无论你面对不面对它都要来。通过数字化阅读确实也有很多好处，比如查阅一些资料，查一些疑难的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快，同时网络资源的丰富多样也为孩子们的自主学习，包括个性化学习以及网络互助性学习也提供了可能和帮助。我认为在数字资源开发方面一定要有少而精的概念，要准确，要科学，如果你查到的资源科学性没有保证，那教师和家长都会担心的。

目前数字出版的人才培养及学科建设不能满足实际需求

新华网：数字化出版潮流确实不可逆，但目前业界普遍反映数字出版面临着技术和人才匮乏这两个难题，如何解决？

王志刚：尽管大家都在进行数字化的升级和转型的实践，但确实面临着许多困难，包括一些不确定性，比如说数字出版的有效商业模式，也就是盈利模式还在探索之中。数字出版产业链上的利益分配机制还没有形成，包括内容提供商、技术商、平台商、电信运营商以及终端，他们如何更好地在这条生产链上进行合作并进行合理分配都没有形成。另外还有版权问题，数字化使版权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还有配套政策问题等等。

人教社在优质资源这方面还比较擅长，我们也在积极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人才和技术确实存在困难，我们在制定32字工作方针上特别有一个“合作发展”，实际上离开合作就发展不了，特别是人才问题。数字出版是技术和内容和教育的融合，目前想找一个熟悉出版、懂技术又了解教育的人非常难。我们在发展数字出版、在进行数字出版升级转型的同时必须要培养一支队伍，队伍建设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一个勇于创新、勇于拼搏、勇于开拓队伍的话，这种转型和升级不仅速度会很慢，还会找不着方向。解决方法是一方面靠自身培养，今年我们和许多公司，包括大学签订了一些战略合作协议，包括对数字标准的研发和数字化人才的培养，我们共同设立博士后的科研站。现在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印刷学院、武汉大学等四五个学校，已经有这方面人才的培养，设立了相应的学科专业，但是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而且数字出版的发展非常快，教育出版关键还要和教学实践相结合，这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着力点。

新华网：您刚才提到数字化增加了版权保护的困难，您有什么解决建议？

王志刚：版权问题不光是出版业，知识产权问题在整个法律体系中也是一个难点。我们做资源建设的时候，首先就会涉及到版权，作为人教社来说，我们一方面保护自己的版权，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尊重版权。所以无论是我们自己开发还是和合作单位一起来开发，首先我会想到这个资源的来源是什么，是不是可靠，它不光要有正确的内容还必须有合法的身份。

我在刚刚结束的教育信息化和电子书包标准应用国际论坛上作了一个主题报告，主要讲数字教材在中国教育信息化的地位和作用。目前在整个教育数字出版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教学实践中，大家用到很多数字化的产品。但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内容科学性是不是有保障，二是它的来源是不是有保障。很多产品的质量参差不齐，因为从不同的渠道而来，很没有保障，所以有一个标准化的问题。我们人教社也在研发标准的、示范性的数字教材，我们叫第二代数字教材。这项工作也受到教育部的高度重视，教育部2013年的教育信息化工作重点中也把我们第二代数字教材的开发作为工作重点。目前，已经开发了9个学科的数字教材，有中学和小学的语数外。2014年我们将全方位的开发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字教材，为中国基础教育的信息化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实现作出我们的贡献。

教育类数字产品开发一定要与教学实践紧密结合

新华网：基于人教社自身经验，您认为教育出版机构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有哪些？

王志刚：关键还是认识问题，是不是真正理解了数字化，真正认识到数字化对我们的影响。可以看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越来越运用到数字化的技术和方法，社会中也越来越多充斥着大量的数字化产品。作为出版企业我们必须积极面对，正确认识了才可能提出应对数字化的一些策略方法。

新华网：业界也有一个争论，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应该是以技术为主导还是以内容为主导？

王志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是内容为王还是技术为王，实际上还有渠道为王、资本为王等说法，都有道理但不够全面客观。数字出版是技术和内容相合的产物，而教育数字出版除了技术和内容，还要和教学结合，这是最关键的一点。人教社有一个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就是60多年来人教社几代人研究打造了一个有价值的、符合教育教学规律、符合中国实际的一个内容资源。

新华网：教育出版的数字化就是应用性和实践性一定要非常强，和实际结合一定要非常紧密？

王志刚：是。不是说有内容和技术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和教学实际需求相结合，这也是行不通的。我们之所以提落地战略，就是研发产品也罢，提供的服务也罢，都要和中国教育信息化推进的实际需求和一线广大老师、学生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这样才是落地。所以对技术为王还是内容为王，我觉得这个都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