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印刷，是扬州的骄傲。因为它是这个城市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这里的双博馆藏着几十万片古老的雕版版片，尤其因为这里还生存着一群能在木头上刻得风生水起的老艺人。

老一代：沉重的责任

据资料记载，扬州的雕版印刷始于唐代，历来是刻印历书风气最盛的地区之一。82岁的王澄老先生写了一本《扬州刻书考》，作为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扬州广陵刻印社初创时期的主要参与者，他见证了扬州雕版一个短暂岁月的辉煌，在这本书中，他把属于扬州的雕版历史尽可能全面地考证下来。他说，解放后扬州雕版地位日益突出，是因为唯有这里还有一批雕版老艺人。

说起草创那几年，王老很激动。雕版一走进他的人生，就成了一辈子的事业。他说，“广陵刻印社一开始建在高旻寺里，我们最多的时候有60多间房，用来保管版片和开展雕版印刷生产，头一排12间，我在第一间，然后是编辑间，修补版，雕版间，印刷，排书整理，装订，几十道工序，一间间过去，很有气势，最多时工匠有60多人。来自本地杭集镇的工匠最多，因为当时那里被称为 扬帮 ，个个都是代代相传的好手艺人。刻印社刚成立，来自南京苏州杭州的老书版就源源不断地运来，最终收集了20多万片的版片，我们日产万页，年产六七万册，刻印了很多书籍。可是好景不长， 文革 时大家全部解散，这些版片就地封存，却并没有得到很好保护，大多数被当作废物乱抛乱扔，甚至当柴火烧掉。幸好后来有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写了个内参，周总理亲自过问，才及时保住了这些宝贝。”

不过大多数的时候，这些国宝对刻印社来说是巨大的负担。因为保护这些版子非常费劲。雕版的木头大都为梨木，因为怕潮怕虫，每三四年就要集中熏蒸，据说要先拉到一个大粮仓，把屋子全部封闭起来，里面放药雾，熏蒸一次费用要几十万，这对现在年销售也不过四五百万的刻印社来说实在捉襟见肘。好在如今扬州新建不久的雕版印刷博物馆，一间两千平方米的房间成了这些宝贝最好的落脚点。

越是见过扬州雕版辉煌时刻的老人，越对雕版的未来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面对雕版印刷的日渐式微，王老显然一直在思考破题的方法，“目前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和扬州广陵书社是两个单位，我的想法是把刻印社和书社并在一起，有了书社，刻印社有书号，就有饭吃，有了刻印社，书社才有全国独一无二的雕版特色。要留住雕版的根，关键是要把它当事干，而不是当 私 干。我但凡有一口气在，就希望说服他们两家合并。”这个耄耋老人给自己下了一个艰难的决心。

陈义时，雕版印刷目前唯一一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无论从这官方的头衔还是从他拥有的大师级手艺来看，他离责任更近一些。

杭集农村一个不大的小院落，是陈义时退休后的家兼工作室，这里还有两个腼腆的年轻人，他们都是慕名前来学艺的孩子。为了学艺方便，他们吃住都在师傅家。

陈大师不善言谈，他谈起自己雕版世家的家族历史也要想半天。其实，他的爷爷陈开良、父亲陈正春是两代“扬帮”领头人。14岁跟着父亲学雕版的他如今只在自己的方寸小院里施展拳脚。除了教徒弟，主要是在外面接些活回来做。他的爱人在忙完家务之后就成了工作室的一个印刷熟练工。

陈大师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在祖传技艺的传承上，这个家很无奈地打破了传男不传女的行规，因为儿子坚决不学清贫的雕版，一门心思搞起了玉器雕刻。陈家最后只好委屈了已熟练掌握玉器雕刻技艺的女儿回来改学雕版。如今，儿子丰衣足食，女儿相形见绌。眼见第三代小荷初长，问及是否让小孩继承家钵，笑答：“还小，再说给孩子拿刀多不安全啊。”

所以，陈义时现如今的精力都用在徒弟身上了。“父亲那一辈，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光拿雕版刻字来说，刻一个字需要两个工人完成，一个工序叫发刀，一个工序叫挑刀，师傅一般一个徒弟教一种，这样他们就无法离开作坊，只好永远给师傅打工，现在不一样了，我恨不能把全部都教给他们，只要他们能学，我就全盘托出。就怕没人学。”

中年一代：挣扎着传承

陆文彬是广陵古籍刻印社的现任社长。走进他的车间，虽然早有耳闻，我还是吃了一惊，偌大的车间不过五六个工人，每人面前都是一尺多高待整理的书页。大家佝偻着身子忙着手头的活，宣纸上散落下来的绒显然是这个车间最大的隐患。工人的头发、眼睫毛、工作服上沾着这些细密的东西，浑身像下了一层霜。这样的环境，他们已经呆了几十年。一枚五分钱的硬币在负责数书（就是检查页数）的王师傅手中已经被磨得发白发亮，轻薄如纸，“不然就得用指甲数页数，吃不消。这个硬币用了快半年了吧。”

陆社长说，他们现在月收入最多一千多，在编60多人，每年的业务量并不能满足刻印社进入满负荷运作。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认为经营是这个古老技艺生存下去的最佳方式。

表演现在成了刻印社的一项长期活动，在扬州的双博馆、瘦西湖以及上海的三民馆，刻印社常年派人在那里演示，每有一些公众活动和商业赞助，雕版表演也是不遗余力。“表演是一种广告，也是一种传承，并且它能给我们带来效益。”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雕版活字很是出了风头，“我们雕刻的都是15cm 15cm的大活字，只刻了一个字 书 ，是被作为国礼赠送给国际友人的。那次还雕刻了1100个木活字，《梦溪笔谈》的一段，就像奥运会上张艺谋弄的那个，配上声光电，现场非常震撼，外国小孩躺在上面拍照片，稀奇得很。”除此之外，他们还印了《金刚经》，“是现存最早有确切刻印时间的雕版印刷品，存在大英博物馆，国家有关部门去拍了照片，我们重新雕版付印，非常珍贵。”不过这些尊贵的荣誉只能偶尔给这个艰难的企业带来一些令人振奋的效益。

在一个类似工棚的简陋房间里，记者看见几个女孩正在刷印《北平笺谱》，她们是来实习的学生，但最后能真正来到刻印社工作的寥寥无几。“他们一般最后的去处都是类似图书馆的地方，我们教他们这个技艺，主要希望他们能在以后的工作中多一种思维方式，这也是传承的一种方式吧。”

在一排小房子后，记者看到了十个埋在地下的大缸，里面都是松烟。

雕版印刷都是用松烟墨，所谓松烟，就是用松木烧，刮取烟囱上沾着的黑灰，然后拿面粉拌成膏状，用酒醋等秘方埋起来发酵，3年后可用，这就是松烟墨。这种墨墨色如漆，久不变色，愈久弥香；对印版和书又具有防蛀作用；印刷时，墨从印版转印到承载物上，纸不会收缩，墨不会把宣纸印得揪起来。这些松烟，以现在的业务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用不掉。

新一代：轻松地前行

走进张永林副社长简陋的办公室，一个年轻人正闷着头打磨一堆泥活字印章，刻的是郑板桥的“胸无成竹”。这是张副社长新“捡”的徒弟，这个毕业于北京交大法律专业的小伙子在刻印社门口执拗地站了三天，如今终于登堂入室。他坚决要求记者，“我姓赵，但你别写我全名，因为我还什么都不会呢。”

一个月来，小赵的工作就是做泥活字，“很简单，像小时候玩泥巴一样，把泥倒进一个模子里，再敲出来，就是个毛样，现在是第二道工序，把这个泥活字印章打磨细致，一共400个，我已经磨了200个，师傅看了能过关，之后再学烧制。”小赵告诉记者，他学习雕版的初衷是因为从小热爱古文，但阴差阳错学了法律。“我其实一直在想，现代人其实很缺乏经验，我们只会依赖机器，一不小心反而成了机器的机器。我想古代的原始技艺是不是不一样呢？你看我现在好像是很机械吧，其实每个印章的打磨都不一样，磨一下拿起来打量一下，每次都有新感受。我想在这里花3年时间学习这门技艺，就当是重新上学。”

张副社长对这个徒弟很肯定，“悟性非常高，肯干，关键是有强烈的兴趣，让他克服了很多不可能。在这里他属于勤工俭学，每个月社里象征性给个400元，租房需要200元，如果没有他并不富裕的父母支持，想要坚持下去是非常困难的。”采访不过两个小时，小赵打磨中不停扬起的泥灰呛在气管里已让我感觉非常难受，在记者看来，这个行当，一张桌，一把刀，和青灯古佛一样枯燥压抑，可眼前这个小伙子从早上8点到下午6点，一个月来乐此不疲地枯坐着琢磨这些小泥块。但张副社长显然并不认为也不指望这个孩子将来成为古籍刻印社的一员，“留下来能有什么用呢？我们每月一千多元，够他干嘛的？我觉得他实在喜欢这个，当个兴趣爱好，或者将来用这些技艺去搞瓦当艺术或者年画，还是很有发展前途的。”

和小赵一样慕名前来刻印社学徒的年轻人每年都有不少。在民间的雕版师傅家，记者也看到了好些年轻的面孔，他们大都温和内敛秀气，问起学习初衷，众口一词：就是兴趣，就是喜欢，所以坚持。在这些年轻人清澈的眼睛里，看不到雕版印刷背后的艰难。

结 语

多天的采访中，无奈或者困惑，担忧以及梦想，每个人对雕版印刷都表现出不同的情绪。其实，雕版和所有的非遗项目一样，摇摇晃晃的那根命脉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脆弱。历史的发展中，旧的技艺总是要被新的技术所覆盖，雕版承载的记忆和传播的功能一定也会被现在的高科技所取代，但我们不必伤感，如今这个人越来越被机器操纵的流水线时代，很多人像小赵一样，正逐渐想念甚或回头寻找丢失的简单，我们偶尔可以抛弃汽车踏起自行车，抛弃电脑拿起纸笔，抛弃城市走进田园 相信雕版印刷的“书香气”和我们的传统经典，一定能找到一个继续存在的地方。（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