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十字路口的传统制造业
面积逐渐扩大的“民工荒”预示着中国劳动力供给拐点或已出现,这多少让企业主对新《劳动合同法》的抱怨显得苍白。即使没有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中国制造业也同样不得不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依靠低廉劳动力建立的中国产品价格优势正受到巨大的挑战。
珠三角困境
当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在“两会”期间,因提交建议取消无期限合同的提案,把自己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之时,我们来到了东莞麻涌,这个玖龙纸业的大本营。
麻涌的天空灰霾。据当地人讲,这里一年四季如此。东江河水流经麻涌的大盛河段及泗盛河段,经环保部门的检测,水质只有Ⅳ和Ⅴ类标准。此外,空气中还有一股刺鼻的气味,可能是来自这里的一家大型化工厂。与玖龙的员工交谈,其中一位一线员工笑言,在玖龙纸业工作必须先练好忍术,因为时常要面对金额不菲(300元及以上)的各种罚款、经常性的加班、员工流动性大带来的不安定感等众多压力。
如果严格按照新《劳动合同法》操作,珠三角的不少企业,甚至包括玖龙纸业这种相对规范的企业,也必然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现实。在珠三角的不少传统制造企业中,员工超长时间的工作、企业不按规定交纳“五保一金”是普遍现象。也就在不久前,玖龙纸业刚刚平息了一场因劳动合同纠纷导致的600多玖龙员工的罢工事件,事后的解释是这场劳资纠纷缘于员工对“签定新合同的误会”。不过,尽管面临着企业界对新《劳动合同法》的各种质疑声,但从“两会”传出的官方声音是:新《劳动合同法》必须严格执行,也不会给予过渡期。这预示在今后的国民收入分配将由向资本倾斜转向保护劳动者所得。
同样,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是继续选择灰霾还是让阳光重现?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选择。从近期环保总局升格为环保部这一举动来看,似乎选择的答案也十分清晰。麻涌就像是珠三角经济的缩影:在有限的空间里,扎堆的企业群在创造一个个经济奇迹并催生大批富豪的同时,也在透支珠三角的自然环境及资源的承载能力。显然,这样的发展模式现在难以为继。
玖龙纸业也在为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而积极努力,一方面是积极走出珠三角,实现产能在内地的全面布局,另一方面,强调“没有环保,就没有造纸”的经营理念以及“以人为本”的管理哲学,做一个尽责及关怀员工的雇主。与玖龙纸业不同,对于珠三角众多缺乏竞争实力的中小传统加工贸易型企业来说,当人民币升值、外贸政策调整、税收政策变化、环保要求、劳动力成本上升、通胀及外部经济放缓等诸多压力纠缠在一起时,这些企业能够努力的空间实在有限,等待他们的或许只有两条路,关闭或是外迁,迁到综合成本更低的地区。
对于当地传统加工贸易企业的优胜劣汰及外迁,珠三角当地官员普遍感到既喜又忧,喜得是对于土地等资源稀缺的珠三角来说,这样的变化可腾出空间来承接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提升产业结构水平;忧得是这种变化的进程过快,规模过大,容易导致中心区域经济的空心化—在腾出了“鸟笼子”的时候“鸟”却没有换进来。而后一种忧虑很可能变成现实,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珠三角企业倒闭和外迁的速度与数量多少有些超出了当地政府的预期。而至于如何避免产业的空心化,政府在目前阶段似乎还没有找到答案。
劳动力供给拐点或已出现
2008年1月开始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承载了太多中小企业的怨气,被认为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即使没有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拐点已经出现,劳动力成本上升也必然成为趋势。劳动力力成本上升是自然与理性的回归,依靠廉价劳动力盈利的时代将渐行渐远。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底,中国农村共有5.31亿劳动年龄人口(即16周岁及以上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其中90.1%为农村从业人员,约为4.7852亿人(包括了外出的农民工)。从这组数据大致可以推算出中国农村可以转移的剩余劳动力规模在5000万左右(5.31亿减去4.7852亿),这个规模低于此前不少专家的预期。中金公司2008年年初对劳务输出大省四川的成都市及邛崃市的调研,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可转移规模十分有限这一事实。中金的调研数据显示:2007年邛崃市农村人口17.7 万人中11.4 万人外出打工(包括在邛崃市短期打工),外出务工人数达到64.4%;成都市乡村人口531.9 万人中从业人员326.7 万人,劳务输出规模达200 万人,占全部就业人员61%。中金的调研显示,目前留守于农村的人口大部分为“老弱病残”。
作为最大的劳务输入地之一,珠三角对劳动力供给拐点出现的体会或最深。2008年虽然有雪灾让农民工滞留的因素,但珠三角的“民工荒”问题比往年还更加严重,从各劳务市场传来的信息是,不少企业在提高了薪酬的情况下仍然招不到足够的劳务工(不少还跑到内地招聘)。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内地省份,甚至出现在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四川、江西等。对于全国性民工荒的出现,有分析认为,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内地经济的崛起给劳务工创造了不少新的就业机会,而农业收入的提高也回流了部分民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车伟预测,在未来15至20年,中国每年的劳动力增量仍将不断减少。而在此过程中,由于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中国的劳动力要素的价格将逐渐提高。
中国传统制造业依靠廉价劳动力建立的核心竞争力正在逐渐削弱,已站在转型的十字路口上。(新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