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经营，留港建港，每个决策背后，总有理由。

香港印刷商自80年代起，或因拓展市场，或因成本问题北移业务，利用毗邻香港，通讯设备良好，易于管理、运作等优越地利，以「前店后厂」模式经营。国内印刷业，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今天因先进技术的引进而发展蓬勃，当年冒险北上开拓商机的印刷商明显功不可没。

同样，错过了到国内大展拳脚的黄金机遇，又或因种种理由而决定留守香港的印刷商，他们的坚持，亦为本地及海外买家的特殊需求带来不同程度的便利。这些留港建港的印刷商或能为急件提供快捷稳妥的服务，或能为国内严禁承印加工的印刷品提供最有效的解决方案，生存空间绝对不逊于转战国内市场的同行。

留港建港的印刷商最清楚不过，只看到北移好处的却未必理解，经营印刷业务，北上以外，当真有另一片天空。

国内印刷工价跌破新低

说到底，还是成本问题。当年一众印刷商决心北上一闯，大部分都是因为受制于日益上涨的如人力、土地等成本压力。面对国内因劳动力密集、土地充裕等优越条件而将价钱愈拖愈低的现实，不少香港厂商遂以北上经营作为减轻营运成本的对策。结局是，部分印刷厂因成本得以下调且经营有道而能吸引大量订单，壮大规模，部分却只能随波逐流，盲目走上割喉式减价抢夺客户的不归路。如果说，降价是为了吸引客户，以求提升生意量，国内目前出现不计成本，印刷工价跌破保本价的病态现象，又是否等同舍本逐末，自绝后路？据中国新闻出版报最近报道，国内平张胶印价格最低已跌至每色令8元，商业轮转更跌破每色令12元的保本价至每色令7元，而且情况更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工价低廉的恶性循环后果是：将货就价，例如以普通油墨替代高级油墨，以PS版代替新版制版、以有毒热熔胶代替优质热熔胶装订等等，成本是节省了，但最重要的一环─印件质量却无可避免地一并牺牲。出现这种局面，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成本与价格，是否必须永久挂勾？对印刷商而言，要提供低成本的服务，是否等同要无限降价？问题的症结其实就在于，印刷商未能参透低成本与低价格供货商的差异。一名在港经营多年仍无意到国内设厂的业内人士表示：「国内(印刷业)竞价相当激烈，价钱越斗越低，平均比香港的低百分之三十至五十。」为减轻成本，摒弃降价，他宁愿采纳一些更实际有效的解决方案。「例如卖掉旧机器，再引入半自动及全自动设备，减省人力之余，也将生产力提升了百分之五十。」无谓跟竞争对手在价格的死胡同里兜兜转转。况且撇开价格问题，单以北上设厂的投资成本而论，对一般中小型厂商而言，可能是项沉重的经济负担。该名不愿表露身分的业内人士续指出：「在国内发展，需要投放很多资金，以我们现时数十人的规模，要与同行竞争的话，起码要(将公司)扩充至千人企业，对我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个经济负担。」

内地经营环境同样严峻

成本以外，还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市场问题。香港市场竞争激烈毋庸置疑，否则过往亦不会有近千家印刷厂被淘汰。面对市场空间日益狭窄，厂商北望潜在庞大商机的中国市场，理所当然。而事实上香港印刷企业在国内经营得有声有色，又的确激发不少有意北上拓展业务印刷商的雄心壮志。吊诡的是，看来商机无限的内地市场，竞争会否反过来比香港更激烈？据最新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目前约有10万家印刷企业，从业人数达350万人，另外还有约10万家小型印刷厂及复印社。且不论所经营是何种类型的印刷业务，单从数字来看，要从这20万家印刷厂中突围，争取生意，难度恐怕不会比在香港低多少。提到国内竞争激烈，早在两三年前已有意到国内发展业务，但最终因公司根基仍未稳固而搁置计划的宏亚印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刘文邦表示：「我们很难量化香港及国内市场的竞争，然后评估哪个地方较为激烈，个人相信两地的竞争环境同样严峻。目前国内有不少大中小型印刷厂，港资的、国营的、民营的比比皆是，我相信以我们目前的年资、经验、财力、人际网络等条件，并不足以到国内市场跟对手竞争。」而证诸事实，经营八年多以来，宏亚的业务范围亦的确不断扩充，证明刘文邦当初的决定未必全错。「常有人形容印刷业是城市工业，任何生活水平的城市也需要印刷。国内的酒楼价钱相宜，但香港人仍然选择在本地用膳，本地印刷市场分布其实亦跟其它行业的市场无异。一杯茶在柴湾卖10元，在中环却卖68元，价钱差天共地，但两杯茶本质上到底有没有分别？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同样，印件中有价高而质优的，也有价低而质劣的，只视乎客户如何选择。香港的市场竞争亦很激烈，印刷厂都纷纷北上经营，但别忘记，一个地方只要有超过一间公司存在，竞争就无可避免，能否在市场突围，是视乎你的质素和实力，而不是单看那个地方的竞争对手有多少，市场有多大。」

一个钱币有正反两面，看见北上厂商的经营有道，也不妨考虑风光背后需面对的艰难，自己会否承受不来？量力而为，审时度势，有时不变或许更能应万变。92年创办特佳印刷有限公司，至今仍留港经营的本会名誉主席余鸿建于分享北上经营的见解时亦指出，在内地设厂，其实并不如想象中容易。「远在1980年代中期，我仍在香港明爱任职，已经常往国内提供技术支持和厂内培训，曾经有数年时间经常前往上海，为上海天主教会建立位于郊区的七宝印刷厂，并前后多次率领一班技术员往上海提供技术培训。及后南京爱德基金会也通过香港联合圣经公会邀请我率领技术团队往南京江苏爱德印刷厂为该厂员工作技术培训。以我的亲身经验，感受到刚开放改革的国内印刷业，可说是荆棘满途，百废待兴。香港印刷业界最早往国内合资经营的企业，应是嘉年和旭日两厂，当年印艺曾率先组团往参观访问，也同时参观了多家国营印刷厂，可说对国内的合资企业及经营模式不会陌生，而事实上当年曾接触的企业都面对很大困难，嘉年和旭日便是一个明显例子。有人说，无知是福！当你知得愈多，考虑便愈多，便缺乏了一种勇往向前的冲劲。1980年代中期，台湾国民党政府仍未批准台胞进入大陆，已有一些大胆的台商偷偷地通过香港联络中国地方政府找寻回国投资商机。我当年身为香港印艺学会主席，也曾为一些台商穿针引线，促成了一些投资项目。当年我若向钱看的话，很可能已参与了某些国内的投资项目，也很可能淌进了一池浑水了。」9
1年，他离开香港明爱，并于9
2年创办特佳印刷。「当年的合伙人对印刷全无认识，以投资者的角度，当然不希望冒很大的险，所以没有打算回大陆设厂。」

内地拒印物为港商留下空间

将视线转移至香港本土甚至放眼远望外地市场，留港建港的印刷商到底有多大生存空间？且看中国有关承接境外印刷品的政策法规：

(一) 凡内容反动荒诞、色情淫秽、攻击我国与有损我国主权尊严的印件，一律拒印；

(二) 国外委托印刷宗教书刊、中外文圣经等印件，要报国务院宗教局批准，印刷中按密件管理；

(三)对国外印件的成品、半成品要严格管理，印完全部出口，多余部分烧毁，不得流失……。

凡此种种针对印刷品而订立的规例不一而足，间接为留港经营的印刷商留下了市场空间。一位印刷加工商表示：「我处理的印件种类如宗教、政治、色情书籍和地图，全部不允许在国内完成，故留在香港仍有吸纳这类型业务的优势。」特佳余先生当初创业时所订下的业务路线为商业印刷，这类印品亦不适宜在国内完成。「我们主力开拓与商务有关的业务如宣传品、广告、直销邮件和产品目录等，一般生产周期很短，甚至有些印件是今天来件，明天早上便要交货，这类印件不可能回大陆生产。在此同时很多业界朋友已先后将加工厂迁往国内，我若有大批量的加工需要，他们非常乐意提供服务，所以后来连回大陆办加工厂的念头也打消了。而最重要的是我在这里有非常良好的人际和业务网络，回到大陆便要重新建立各种关系网络，以我现在的精神体力未必应付得来，我是满意现状而不追求突破。」还有一点同样令人可喜的是：「现时仍有一些香港及外国客户会不问价钱，只求速度和品质。」因此价格当真并非一切，如果因为害怕国内印刷服务价低而意图以北上经营抗衡，到头来或会令原有客户一并流失亦未可知。

国内政策转变增经营成本

「国内的经营成本如汇率、人力资源、水电、运输、原料、税项、政府征收的各种费用正不断上升，厂商因应政府政策转变而要付出的成本也正在增加。」宏亚刘文邦如是说。一位业内人士亦形容，中国政府朝令夕改的政策，常令厂商无所适从。最近，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商务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五部委为遏止贸易顺差、严重污染和加工贸易商瞒税走私三大难题，发出「调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税和来料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的通知」(财税2006第139号)，调整部分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之余，亦增加了禁止加工贸易进口的原材料数目，当中如禁止瓦通纸进口等政策，对大批在内地设厂的印刷商带来重大影响。虽然为减轻政策调整的影响，有关公告将订立过渡期，延至明年11月22日才正式执行，但决策机关已表明届时将落实奉行政策，换言之即使港商再加以反对也是徒然。预期条例一旦实施，势必加重内地设厂来料加工商的成本及经营困难。有业内人士估计，措施未来或会导致部分港商回流。而事实上，目前已有在国内设厂的印刷企业引入器材，在香港建立新的生产线，情况多少反映国内经营环境严峻，与香港的差距已日渐收窄。特佳余鸿建指出：「香港是一个很自由的商业社会，经营上受到的限制很少。」宏亚刘文邦亦表明：「香港经济体系成熟，物价较稳定，故我们打算继续留港经营。」

不论是留港建港，还是北上寻求机会，作为香港印刷服务供货商，曾否认真想过，你所以有这种那种选择的理据，又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