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下旬“双减”文件印发后，教育部推出一系列“双减”政策“组合拳”。9月23日，在教育部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负责人介绍，为确保“双减”落地见效，教育部会同相关部门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文件。目前，已出台了学科类培训范围界定、“备改审”、“营改非”、培训教材管理、课后服务等11个文件。

　　“双减”政策不仅彻底改变教培市场的发展方向，而且对与之相关的教育出版也产生深刻影响。《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各大教育出版机构切实响应“双减”政策，积极适应新角色，寻找教育出版新定位，在进行传统图书选题结构调整的同时，也在教育融合出版转型、提升教育出版服务能力方面不断寻找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图书选题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减负”“提质”作为“双减”政策的核心关键词，同样适用于教育出版。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面对“双减”政策对教育图书质量提出的新要求，一些出版社积极应对，对传统图书品种结构进行了调整。

　　“双减”政策下的教育出版如何“减”？大家普遍认为，在当前教育部门对教辅图书管理更加严格、要求更高的情况下，出版社应该去粗存精，切实压缩教辅品种，并深耕专长学科领域，形成教材、教辅及配套资料相结合的局面。

　　“压缩内容容量，做到少而精，使之符合作业时长的要求。”谈到该单位的中小学助学读物的调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北京京师普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编辑梁志国说。对于“双减”政策下的图书出版选题，这里既有“减”，也有“增”。梁志国谈道，可增强内容的可选择性、弹性，满足分层布置作业的需求。“我们计划适度增加讲练结合类助学读物的选题数量，压缩练习类助学读物选题的数量，采用融媒体出版方案，通过二维码为学生提供基于知识点的微视频讲解，满足学生的需求。”

　　“双减”政策鼓励学校提供多样化的课后服务，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文体、艺术、劳动、阅读、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这将在教育相关出版领域形成广泛的、长期的需求。因此，对于“双减”政策下的教育出版，不应只是看到带来教辅出版的减量，更要看到教育出版多元化带来的增量。

　　对此，山东教育出版社社长刘东杰介绍，该社在做好常规的教材教辅出版的同时，将陆续开发中小学美育教材、中小学劳动教育读本、中小学安全教育读本等系列课后教育资源。

　　少了各种作业负担和学科培训，“双减”政策为学生腾出更多的闲暇时间，也带给学生更多的自由阅读时间，对于“大阅读”图书选题，广西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石立民表示，该社将重点开发人文类、科学类及素质类方面的图书，此外，还将加大教师阅读方面的选题，重点是新时代教育理念、教育教学技能要求等方面的图书，助力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新形势下教培出版市场须静观其变

　　日前，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和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开展了“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长‘双减’政策态度”调查，结果显示，72.7%受访家长表示教育焦虑有所缓解。

　　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有一些家长担心买不到教辅材料，从而选择囤积教辅材料。近日，教育部针对家长大量囤积教辅材料的现象作出回应，直言“没必要”。原因在于，根据刚刚出台的《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学科类培训材料实行的是严格的双审核制度，在培训机构自行审查的基础上，教育部门进行审查。只有经过审核之后的材料才是适用材料。

　　对于出版界而言，关注的焦点是《管理办法》加强了对培训材料选用和备案的规范，其中明确提到，“校外培训机构应规范培训材料选用程序，选用的培训材料须为审核通过的培训材料或正式出版物。”

　　如果说，此前“双减”政策的出台给教培及在线教育带来巨大震动，这其中也涉及教培机构与图书产业合作，以谋求新的发展方向，那么，《管理办法》则让教培机构与教育出版的合作、竞争关系变得更加实在、具体。

　　“我认为，能真正出版的培训材料不会很多，教培机构若有出版需求，出版社可以做好定制工作。”山西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潘峰认为，在教培机构的受众比以前大幅减少的情况下，培训材料使用量不会很大，利润空间有限，转为正式出版物的成本较高。单品种的印量可能与预期会有差距。在内容方面，作为出版社，既要承担教育出版的使命任务，还要在难度、进度等方面对教培辅导材料严格把关，方不辜负“正式出版物”的称号。

　　梁志国对此持类似观点，他认为，培训机构拥有内容、用户和送达用户的渠道，与出版社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在与出版社进行出版合作和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出版社获得的利益有限。如果这些出版物从培训机构的销售渠道“外溢”，最有可能进入零售市场，在零售市场上有很多优秀的成熟品牌，这些品牌常年精耕细作，反复迭代，经受了市场的长期考验，有很好的口碑。培训机构的出版物突然进入这个市场，内容质量是否能够得到渠道的认可、市场的认可，还需要观察。

　　“双减”加速教育融合出版转型

　　教育信息化时代已经来临，面对这一大趋势，这些年，各大教育出版社围绕教育融合发展，推动教育出版转型的大方向一直没变。“教育出版社推动教育资源和线上平台建设，是整个信息技术推动的结果。数字教育已在眼前，纸数融合，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包括提供教研和培训等专业服务，是今后教和学的常态化方式，出版社必须要跟进。”教育科学出版社总编辑郑豪杰说。

　　这些年教育出版社围绕教育出版转型步伐一直没有停下，但“双减”政策落地则为当下的教育融合出版转型按下加速键。教育部近日启动“基础教育精品课”遴选工作，这一消息引发教育界、出版界的广泛关注。据悉，遴选确定的部级精品课将纳入云平台优质课程资源。“教育部明确提出各级教育部门要征集、开发丰富优质的线上教育教学资源，向学生提供高质量专题教育资源和覆盖各年级各学科的学习资源，这必然会推动更多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的优质数字教育产品进入市场。”刘东杰说。

　　“‘双减’政策的核心是为学生减负，未来真正能为学生减负的产品必定会受到学校和家长的青睐。”这一点成为业内一大共识。就作业服务而言，在潘峰看来，这是课后服务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也是出版机构擅长的板块。以作业服务为切入点，提高作业设计质量，实现分层作业、精准作业，把优秀教研成果以试题、视频等方式提供给学校教师做参考，结合大数据和AI技术，进行学情分析，将是山西教育出版社主要的发展方向。

　　潘峰说，提高作业设计质量，实现分层作业、精准作业，把原来教师布置20道题减少到5道题，对作业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智能推送的精准性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评议教辅的数字化增值乃大势所趋。”安徽教育出版社社长费世平表示，个性化推荐、大数据收集和分析等信息技术手段已成熟，在发挥作业诊断、巩固、学情分析功能，提高作业设计质量，加强作业完成指导方面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为落实“双减”要求，安徽教育社正在研发评议教辅数字化提升系统，以实现精准减题、精准教学的目标。

　　“出版社特别是教育出版社，都有优质的教育专家资源。”石立民表示，教育出版社需要组织教育专家围绕基础教育质量提升、学生核心素养培养、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等方面设计研究课题，为学校提供教育培训、专家咨询、教育指导服务等新型服务，延伸出版产业链。

　　融合转型之路仍然任重道远

　　“‘双减’下的教育融合出版对于出版社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人才引进、资金支持、思维转变三方面的改革刻不容缓。”费世平说。

　　换句话说，“双减”政策之下，教育出版既要看到“双减”之下多元业务带来的新增量，同时还要认清目前出版社在数字教育内容上存在短板等方面的客观现实。

　　在郑豪杰看来，数字资源建设精品化、规范度、应用体验等都有待加强，究其原因，这既与数字资源和应用系统的标准化建设没跟上有关，也与出版社人员、技术、资金以及教研专业力量整合投入不足有关。“下一步，出版社要在这些方面下功夫。另外，渠道很重要，真正精品化的内容怎么能够进入学校，影响因素也比较多。”

　　在人才建设方面，梁志国谈道，融合出版需要既懂教育、出版又了解信息技术的产品经理，需要掌握多媒体资源制作技术和具有管理能力的策划编辑，需要具有互联网营销和运营能力的运营经理，必要时还需要相应的技术人员。

　　在资金支持方面，梁志国说，教育融合出版产品的研发和推广投入较大、回报周期较长，对出版社有一定的经济压力。对此，梁志国建议，这需要出版社精选融合出版项目，控制好投资规模，小步快走，较快实现收益，控制好风险。“必要时可以吸收外部资本，以项目合作的形式共同开发产品，减轻投入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