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2日上午，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在北京研究中心举办第六期学术沙龙，本次学术沙龙的主题为“印刷术时代转向图像时代”。本次活动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尚杰作主题演讲，与会专家学者主要围绕“观念哲学与语言哲学的转变问题”“图像语言与时代”“媒介与信息的关系”“图像与思想的关系”等议题展开对话和交流。本次学术沙龙主要邀请在京的专家学者与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0多位专家学者、研究生参加。

　　学术沙龙活动共分两个时段进行，上半场是主题报告和评议，下半场是自由发言时段。下半场，专家学者围绕主题报告和相关议题展开讨论，自由发言。

　　上半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尚杰首先作主题发言，题目为“印刷术时代转向图像时代——《1984》与《娱乐至死》不期而遇”。主题报告和评议环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寅卯主持。主持人马寅卯风趣睿智的介绍，增进了彼此的了解，活跃了气氛，激发了大家对主题探讨的热情。

　　尚杰首先指出，在研究兴趣上，西方哲学已经历了从“观念哲学”到“语言哲学”的转变，而受制于科技发展倾向的21世纪哲学，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将向“图像语言”时代转变。接着，他阐述了20世纪和21世纪的哲学转向问题。他说，传统哲学－社会科学乃至人文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之精华，在于掌握语言，具有以语言作为思想工具的修辞能力。20世纪西方哲学所谓“语言学的转向”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如果说古代哲学家更关注事物本身，近代哲学家更关注思想本身，那么20世纪以来的欧洲大陆与英美哲学家们终于发现，所谓“事物本身”只有通过思想或概念才得以显现。没有赤裸裸的概念，就像没有赤裸裸的思想一样，所谓“概念”不过是语言本身表达的结晶。因此，词语问题、being问题、语言含义问题等等与语言本身有关的问题，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就此而言，从胡塞尔到德里达的欧洲大陆哲学与从弗莱格到当代英美哲学之间的冲突，要远远小于它们的相似性。也就是说，他们纷纷回到对语言本身的分析，即他们之间的全部冲突，集中在对语言是否可以实现精确表达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但是，无论他们是否相信语言表达的能力，一种根本性的研究视野的转变始终没有完成，这种转变，就是从“语言哲学”到“视觉哲学”的转变。

　　谈到“语言的图像”问题，尚杰说所谓“语言的图像”，是自从脱离广义上的“象形文字时代”，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最主要标志，人们不再通过原始的语言（如肢体语言）或直接观看的方式获得知识，而通过“文明语言”去“看”。尚杰认为，原始进入文明，意味着人类原始生命能力或者是以视觉为中心的原始感官能力的急剧下降，同时概念性思考能力的无限膨胀。这里所谓“急剧下降”，不是指由于人脱离自然界而组成政治－经济共同体后，人类的视力有所下降，而是说人类从此通过概念式的语言解释自己的视觉，由此，哲学史和文学艺术史又空前一致：哲学在分析感性与理性关系时，一致认为只有被语言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而赤裸裸的感官享受，则是没有智慧的。至于全部文学艺术史，离开了语言阐释或描述，则根本无法成史。

　　但事实上，在从哲学到小说、戏剧、绘画、电影的过渡中，纯正的语言之作用，是一个逐渐被淡化的过程。尚杰指出，实际上，语言对图像的解释，恰恰是任意性的而非清晰的，即使对最简单的人类肢体语言，比如握手和拥抱，语言做出的解释也是乏力的——之所以是乏力的，是因为语言的一个天性，就是断定事物的原因。或者语言的天性之一，就在于编造原因。但是，视觉作为事实之所以抗拒语言或者解释，乃在于“原因”往往是语言强加给事物的。哲学史上的“观点们”是相互打架的“原因”，而事物或者事实本身，则冷眼看着这些“原因”，感到好笑。

　　尚杰强调，语言终究战胜不了视觉，这不是一个判断，而是一个事实。不使用语言却能传达意义的情形，当代加拿大著名传媒哲学家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说过一句名言是“媒介即信息”。尚杰阐释道，他的判断是要说，信息并非一定是语言信息，信息也并非一定以语言符号作为载体才得以传达。如电视、电脑、国际互联网络上的信息，并非可以等同于语言信息，却能传达出大量的意义。19世纪中叶以后，摄影、电报、电话、留声机、电影的出现，对语言形成巨大威胁——因为这些“媒介”不使用“语言”却能传达意义。

　　由此，尚杰谈到21世纪的“语言的转向”问题。他指出，20世纪上半叶西方哲学家的洞察力不够，因为他们还沉醉于哲学之“语言的转向”，到了21世纪，“语言们”就再也沉不住气了。摄影、电话、录音机、电影、电视、电脑、互联网中的声音与图像，远比语言（狭义的有声语言和文字）生动，它们渐渐代替语言的趋势，似乎是不可逆转的。在尚杰看来，哲学家们从来不承认“视觉快感”是深刻的。既然图像抗拒解释，图像就不必是一个语言符号。但是，图像和乐音一样比词语的含义更少约定性或者更多任意性，它们所唤醒的感情是不确定的——可以把这些不确定的视觉享受理解为“深刻性”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最后，尚杰结合《1984》（奥威尔著）和《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著）这2部极其尖锐的著作，探讨了视觉哲学的可能性。在他看来，语言的含义是听出来的，而不是看出来的。从拼音文字的角度，阅读是不出声音的自我倾听，而“看”出文字含义的说法是奇怪的。“看”只与图像或形状连接。哲学应该承认“视觉快感”是深刻的。可以有纯粹的“视觉读写”。他说，图像所唤醒的感情是不确定的——我正是把这些不确定的视觉享受理解为“深刻性”——用图像“解释”图像。他指出，《娱乐至死》非常逼真地描述了图像战胜语言的效果，并且做出了极其悲观的结论：在电视、电脑或互联网时代，人类将变得越来越“傻”。而作为《娱乐至死》是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获取众多灵感的。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写于20世纪30年代，赫胥黎是个预言天才，他在《美丽新世界》中认为，人们失去自由，并不归咎于政治上的独裁者，人们是甘心情愿地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尚杰透过现实所关切的是，目前，印刷术时代转向了图像时代。但在当代和未来，伴随着抽象或复杂地使用语言能力的大幅下降，会出现“人将不人”的现象吗？随着“印刷术文明”的衰落，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媒介“不使用语言”却能传达更丰富的、“言不尽意”的意义。也许人类将培养起对图像的抽象能力，或许人性将因之彻底改变，人类的道德、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也将随之天翻地覆。在奥威尔著的《1984》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进而，他通过对比《1984》和《美丽新世界》提出了他的时代之问：人们再也不知道要为什么而奋斗，这是否是一件值得悲哀的事情呢？但与此同时，一切却似乎已经事先安排好了，就连如何娱乐、在什么时刻拍手，都安排好了，可是，被安排好了的娱乐，还是真正的娱乐吗？

　　主题演讲后，清华大学长聘教授夏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欧阳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徐碧辉作了精彩的评议发言，它们的评议也引发了对“图像时代，我们思想何为？”“娱乐至死时代”“语言转向”“媒介形式与世界观问题”的深入探讨和对话交流。。